中国人口再现负增长?北大学者:人口红利未消失,人才红利在形成


4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3年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据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5%,经济运行开局良好。而在三月份的两会上,中国将年度GDP增长目标设定在5%左右,略低于市场预期。

在2023年,中国经济的前景如何?中国经济的优势在哪里?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挑战和风险是什么?此前,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史蒂夫·欧伦斯特别邀请了瑞银财富管理亚太区投资总监及亚太区研究主管胡一帆,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峰,分享他们对未来一年中国经济的预测。

左为胡一帆博士,右为卢峰博士

左为胡一帆博士,右为卢峰博士

在谈及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时,卢峰博士与胡一帆博士一致认为,在摆脱新冠疫情的影响后,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将超过两会设定的约5%的目标,甚至达到5.5%或更高。

胡一帆博士指出,根据春节期间的数据,消费的反弹比预期更强劲、更迅速,从负0.2%反弹至7%,甚至有机会实现低两位数的增长。而且在疫情期间,全国约有4.6万亿人民币的存款。这些连同政府激励一起能帮助提振消费。同时,政府在重大项目和基建上的投资、更大范围的税费消减和消费支持计划,以及宽松的需求侧措施都有助于实现目前5.5%的经济增长预期。

胡一帆博士还预测人民币会在今年下半年走强,其兑美元汇率将会回升到6.5。她指出,从长期来看,人民币的持续国际化,石油人民币、数字货币以及人民币计价的黄金的上涨和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权重的不断提升,都折射出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不断上升的重要性。

胡一帆博士还特别提到了数字经济与数字货币的重要性。她指出,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基础,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将数字经济作为战略产业,并组建了国家数据局,由发改委管理,执行数据管控和数字经济相关的政策。她认为,将来会有更多的政策支持来提升数据安全和推进数字经济战略。“数字经济的数据产业方面,中国可能是全球领跑者之一。”胡一帆博士说。

关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卢峰博士认为新一届政府将通过三个方面来提振民营经济。第一是重申政策原则以指导民营经济发展,第二是引导公众舆论向有利于民营经济的方向发展,第三是采取更具体的政策和措施来保护和培育民营经济的发展。他指出,新任总理在记者会上强调过政府要按国际标准营造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因此今后民营经济的营商环境有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

在劳动力方面,针对“目前中国的劳动人口已经达到高峰并开始下降,青年失业率也保持在较高位置”这一问题,卢峰博士表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还有劳动力总数的确已经在逐年减少。去年是一个转折点,中国总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了约78万,是1961年之后第一次出现负增长。不过,中国现在仍是世界上劳动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16到24岁的年轻人和每年的毕业生数量都在增长,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并未完全消失,并且人才红利正在形成,所以中国发展的驱动力仍然强劲。

而关于年轻人失业问题,卢峰博士认为,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失业问题。而且在未来几年,退休人口的增加也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失业压力。因此,整体失业率会下降或回归正常水平,比如四到五个百分点或者更低。“不过,年轻人的失业压力不会马上消失,”卢峰博士说,“因为年轻人中已经积累了很多的失业人口。”他指出,中国在就业上仍有重大的结构性难题,需要新的政策进行引导。对此,胡一帆博士也指出,今年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稳增长和创就业。

除了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外,三位专家还谈到了中美关系紧张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胡一帆博士认为,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会成为一种新常态,而市场会逐渐适应这一新常态。虽然中美之间会在一些战略领域,如芯片、人工智能或5G等领域出现部分脱钩,但在商品贸易和气候变化等领域仍然可以开展合作。

同时,胡一帆博士和卢峰博士都认为,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施加的关税并没有对中国经济产生持续负担。胡一帆博士指出,在过去三年中,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增加而不是减少,贸易总量也在上涨。而关税造成的成本影响会逐渐被吸收到价格中,并最终转移到美国的消费者身上。

卢峰博士提到,目前拜登政府并没有打算取消特朗普政府留下的关税措施。但在某些高科技领域竖起高壁垒、高栅栏的同时,拜登政府在普通商品和服务贸易领域没有引入新的重大干预措施。这样的中间路线使得双边贸易继续扩大,中国的贸易顺差也在增加。卢峰博士表示,美国政府在未来有可能改变政策立场,但至少在近两年内不会调整政策安排,这就为普通贸易活动创造了一个暂时相对平稳的环境。

关于中美关系,欧伦斯还指出,中美之间存在很多经济上的矛盾和误解。对此,胡一帆博士表示,中美之间的误解根本上来源于美国主导的所谓全球秩序。在二战之后,美国认为这种秩序很成功,而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发现了其中存在很多不公平,因此想要做出改进或者贡献。同时,卢峰博士也指出,中美双方在历史、价值体系和治理理念等方面所处立场的根本不同。“两国之间存在一些根深蒂固的分歧,需要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通过各种方式来解决。”卢峰博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