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崩了？它恰恰打破一种对中国南北差距的刻意误导

✪ 黄少安、王维、白彩全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导读】曾被视为没落工业老城的山东淄博，今年以来成为全国瞩目的旅游热城，而且热度持续不减，被盛赞为政通人和的温暖之城。人们追问：为什么淄博有别于昙花一现的网红城市，保持现象级长红？这一现象反映了怎样的发展逻辑？

从直接动因看，年轻大学生反哺、民众感念久违的人情味、淄博官民齐心共建、网络接力造势等促成了这一现象。从深层看，或许还与文化影响有关。本文虽未直接分析淄博现象，却提供了把握淄博现象及其深层机理的一个特殊视角，即从儒家文化切入，分析非正式制度如何影响南北经济分殊。微妙的是，沿着这一思路可以发现，淄博过去一个时期的没落，与其今天突然爆红，可能源于同一种观念意识。

作者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南北经济出现分化，原因有很多，但很可能与文化观念等非正式制度有关，儒家文化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一方面，由儒家文化衍生出的官本位、等级观、关系型交易虽然可能影响创新，但在经济粗放增长阶段，有助于动员和组织各类资源、推动经济增长。这也解释了1978−2008年期间为什么南北经济并未显著分化。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拼资源、拼劳动力的发展模式逐渐被创新驱动的市场化机制取代。相对而言，北方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程度要高一些，而儒家文化具有路径依赖乃至自我强化的特点，某种程度上会导致资源错配和人才错配，进而导致南北经济差异。

作者认为，总的来看，不能笼统地判断儒家文化影响就一定不利于经济发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较为合理的路径是，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科学、法治、平等、竞争、创新等时代观念的有机结合。对于地方而言，把对外开放作为外部冲击，来倒逼观念、体制和营商环境的变革，有时甚至可以采用看起来相悖的方式——依靠行政手段推动市场化改革，在一定限度内也是可行和有效的。就此而言，淄博从没落边缘到全国走红、从地方运作到全民参与、既发展经济又讲人情味的整个过程，或许是一个微妙的例证。

本文原载《学术月刊》2023年第3期，原题为《非正式制度与中国南北经济差距——基于儒家文化的解释》，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参考。

非正式制度与中国南北经济差距

——基于儒家文化的解释

▍引言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和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调整，东中西部的经济差距呈现出收敛态势，但是，201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不平衡明显地由原来东中西部差距迅速转变为南北差距，南方各省GDP增速快于北方省份，且南方各省GDP总和占全国GDP的比重上升；东部的南北方省份GDP占全国GDP比重的差距持续扩大；中部地区的南北方省份GDP占全国GDP比重的差距也持续扩大；西部地区的南北省份差距经历收敛后，也在2010年代开始扩大。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政府高层的关注并吸引了一些学者的研究。

现有文献主要从GDP增长率与人均GDP增长率的角度测度了南北经济差距的扩大并从多方面对其形成原因进行了探讨。就原因分析，已有文献主要聚焦于资本积累速度、经济结构、创新驱动、要素回报等因素对南北区域经济分化的塑造（限于篇幅，在此略去相关的研究综述）。但是这些原因还是表层的和直观的，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是中国南北经济分化的表现形式，不是根源性原因。要想深入理解中国南北经济的分化，还必须探寻根本原因。

儒家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自汉朝汉武帝时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不仅影响中国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也对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微观主体行为产生长期的深远影响。此外，有研究发现，中国不同地区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在中国南北方，儒家文化的影响是否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是否造就了中国目前南北经济差距扩大？如果是，那么其背后的影响机理又是如何呢？目前，尚无文献对此进行深入考察。

本文在以下三个方面对现有文献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补充拓展和边际贡献：（1）本文扩展了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影响效应的研究文献，为深入理解两者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和新证据；（2）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儒家文化对企业经营模式、社会价值塑造与创新创业等方面在南北区域中的差异性影响，从根本上回答了中国南北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原因，也弥补了非正式制度影响中国南北经济分化相关研究的不足。（3）在刻画、测度中国南北区域经济差距的指标和维度上有所丰富。

本文以下各部分安排为：第二部分为南北经济差距演变的历史回顾；第三部分为中国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现状分析；第四部分为南北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理论分析；第五部分为儒家文化影响程度在南北方的异质性表现及其通过影响社会价值、创新创业和企业经营从而最终塑造南北经济分化的作用机制分析；第六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南北区域经济演变的历史回顾

2010年代以来，中国南北经济差距显化是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历史上南北经济格局是怎样的呢？我们对南北区域经济格局演变进行简单梳理，将古今南北区域经济差异背后的成因进行对比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区域演变规律、识别本次区域经济演变的动因及需要采取的措施。

由于战乱和自然环境演变，中国古代历史上，就出现“经济重心南移”，学者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远古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二阶段时间节点是隋唐时期，第三阶段则是北宋至南宋时期。每一次的经济重心南移，都为南方地区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和丰裕的劳动力，其中最重要的阶段是南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完成，历经元、明、清三代，南方经济更加繁荣。

从远古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一直在北方，虽然也有过变动，但是也只在“长安−洛阳”东西移动。这一时期，北方战乱频生，导致部分“北民南迁”，但最重要的阶段是三国时期，蜀国和吴国在南方定都，南方地区得到开发，南北经济差距缩小，但北方依旧占领先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至隋唐五代时期，此时经济中心在北方，“安史之乱”后，大量北方居民为躲避战乱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许多产业也开始南移，如麻苎纺织业、矿冶业、盐业等，行政区划南方多于北方，农田水利建设重心移向南方，唐朝中央政府财赋重心南移。历经“五代十国”的经济持续开发，南方经济开始超过北方。两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阶段。北宋靖康年间，金兵大举入侵，统治者逃亡至临安（今杭州），政治中心南移，至此“经济重心南移”完成。南宋时期，东南地区依靠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手工业生产，相反，北方战乱频生，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此后，南方经济超过北方。明代，珠三角地区也得到了大规模的开发。清朝，广州十三行是唯一的对外开放口岸。历经元明清，中国经济重心一直在南方。

对比中国历史上的“经济重心南移”与当前的南北经济差距，不难发现，古代“经济重心南移”更多受自然灾害和战乱等外部冲击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境内没有发生战争，且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大幅提升。因而，本次南北经济差距扩大不是由外部冲击导致，与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的驱动因素有着本质差别。既然不是外部冲击，则只能是内源性原因。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并创造了中国奇迹，当前阶段南北经济差距扩大是在南北总体上经济都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发生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和目标也都是中央政府确定的、相同的，那么，差距扩大的原因应该不是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甚至不是正规的经济体制和其他制度（因为这些方面南北方都是处在同样的变革方向，都是允许变革的），而很可能与文化观念这些非正规制度有关。本文试图从主流的儒家文化及其影响效应的角度，来分析和解释2010年代以来中国南北经济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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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分析表5中的企业可以看出，首先，从国有企业角度来看南北差异，南方国企数量比北方多4家，北方地区在国有（控股）企业数量上似乎与南方没有太大的差距。其次，细分企业类型，北方的国企多为资源消耗型企业，如山西省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分别是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山西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潞安集团和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这5家企业全部是能源型企业且均偏计划经济体制；而南方国企主要涉及电器、地产、金融投资、汽车和医药等行业，所涉行业多样，更能满足市场对不同产品的需求，也就是说，北方的国有企业是依托资源和政策运营，而南方的国有企业更迎合市场。最后，从民营企业角度来看，南方民营企业的数量约为北方民营企业数量的2倍，南方民营企业经营成果显著优于北方。由此也可以得出，北方企业更偏好计划经济，而南方企业在市场经济中表现更为出色。

进一步地，还可以对表4和表5中所涉及企业的董事长个人特征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北方国有企业的董事长与政府具有紧密的联系，而南方国有企业的董事长企业家属性更强，例如珠海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等。北京虽然有6家民营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但这与北京的政治中心职能不无关系。结合表4和表5可得，山东是北方经济第一大省，但民营企业能进入世界500强的仅有1家；而南方经济第一大省广东省有10家，江苏和浙江也分别有4家。显然，北方经济大省的企业经营成果弱于南方，儒家文化可能对民营企业经营存在一定程度的抑制效应。山西的国有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有5家，与其自身丰富的煤矿资源有关，南方的广东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经营都较好。通过南北方企业的对比，将南北方经济体制总结为：以山东省为代表的北方地区是“国有经济+类国有的民营经济+强县域、弱大城市经济+（儒家文化型）家长型政府”经济模式，南方沿海地区形成的经济模式是“民营经济+外资经济+市场型国有经济”。

北方的企业多是依托资源建立的，因而在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较强，经济增长方式偏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和劳动力密集型，北方企业在经营上更有优势，南北区域经济差距不会大幅度拉开。但是伴随着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入进行，北方的企业会表现出一定的不适应性。首先，儒家文化偏向人伦、权力、血缘和江湖原则建立经济网络、获得经济资源、处理经济关系的风格，与市场机制和创新发展的兼容度是比较低的。其次，在“官本位”思想引导下，国有企业的领导者想进入公务员体制，民营企业的领导者想跟政府领导“拉关系”甚至想进入公务员体制，培养的社会精英也想进入“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经营缺乏长期盈利目标以及创新驱动不足。最后，北方的企业大都是依托资源建立的资源消耗型和环境污染型企业，这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也是相违背的。此外，根据《中国营商环境指数蓝皮书（2021）》发布的数据来看，中国营商环境排在前5的省区分别为：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广东，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为：上海市、北京市、杭州市、广州市、深圳市、苏州市、南京市、武汉市、成都市、西安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儒家文化对营商环境存在较为显著的负向作用。

▍结论与政策建议

2010年代中国南北区域经济差距明显拉大，无论经济发展的速度还是质量，北方都明显落后于南方。从产业结构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创新能力、经济体制改革广度深度等方面去解释这种差距拉大，虽有一定解释力，但是比较直观和表面，因为完全可以追问：北方地区为什么在上述方面落后于南方？应该有更深刻更根本的原因。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非正规制度在南北方地区影响的差异是南北经济差距拉大的深刻的文化根源，多维度的实证分析也证实了北方地区在官本位思想方面明显强一些，而在开放意识、市场意识、企业家精神等方面弱于南方地区。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客观存在，但是影响机制比较复杂，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在经济学分析时也不好处理。因此，不能笼统地判断儒家文化影响就一定不利于经济发展。

在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中和主要依靠对资源计划动员配置的经济增长方式下，经济增长速度未必不快，统计数据也显示如此。关键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呈现出阶段性，到了2010年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成，资源配置转向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各种要素的计划型配置不再是基础的配置方式，关系型配置方式基本退出历史；经济增长基本告别了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劳动密集型和大量低端产品出口型的方式，转向主要依靠创新驱动型方式。文化影响的深刻性和路径依赖性，使得北方地区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创新体制建立和创新能力提升、开放意识、平等竞争意识等方面，整体相对落后于南方地区。

也许观念和意识本身差异不是很大，但是较小的观念意识之差，在具有区域竞争性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会被放大，导致北方地区经济比较快、比较大地拉开了与南方地区的差距。不过，有一点要说明：“南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不等于“南北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后者没有前者大，因为人是可以流动的，北方居民收入可以来自南方，不要简单地用南北地区经济差距去解读南北居民收入差距。

虽然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因为资源禀赋等的差异而不可能相同，不平衡是绝对的，在追求共同富裕时，要在区域协调发展与人的共同富裕之间寻求平衡，重点是人的共同富裕。但是，中国作为大国，有些维度的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过大，还是应该从经济和非经济角度予以重视。现在的南北经济差距快速拉大的趋势就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宏观均衡和其他方面。但是文化的影响又不可能短期内彻底改观，不过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第一，在宣传引导方面，既强调继承、发扬、光大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强调传统文化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使得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有机结合，与科学、法治、平等、竞争、创新等观念有机结合。

第二，进一步加大北方地区的对外开放，以开放作为外部冲击倒逼改革，包括改革观念、体制和营商环境。甚至可以采用看起来相悖的方式，即依靠行政手段推动市场化改革，在一定限度是可行和有效的。

第三，用经济手段合理平衡各行业的实际收入和福利，使得社会精英能够更多地进入科学和实业部门，创新创业，尽量减少人力资本和其他资源错配。